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原因有三：一是《盐湖文学》和《黄河晨报》指引我走上了文学之路；二是《盐湖文学》为我们文学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三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好好感谢感谢《盐湖文学》的主编老吕和编辑同志，因为是他们给力才使我走进了文学这个门槛。
原来我是写通讯的，在这方面，不敢说是行家里手吧，起码也是比较顺手。但写散文，好象压根儿就和我无缘似的，不爱写，也不敢写，更不会写。后来，大约是20XX年吧，文友刘武祥与杨望久一再鼓励我写些散文，我这才冒天下之大不韦，学着写了一篇《乱石滩上种果人》。可是，武祥和望久看后，异口同声：“这分明还是通讯啊！”发到《盐湖文学》编辑部，主编吕廷杰同志也说，“不像散文像通讯。”还发过来不少关于散文方面的知识。发到《黄河晨报》副刊，张建群同志也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按照大家的意见，我作了几次修改。但改来改去，还是没能脱离“通讯”的影子。我犯愁了，只好硬着头皮向建群同志求助，请她在百忙之中，帮我下笔改一改，让我看看这个题材究竟怎样写才像“散文”。
那时，我还不认识建群同志，总以为她是个男同志呢！谁知她接信后，竟满腔热情地亲自下笔修改了我的“四不像”，还刊登在《情感人生》的副刊上。我不但从中悟出了一点门道，也增加了我学写散文的勇气。后来，武祥告诉我，“要是觉得不好下笔，那就从写身边的人和事开始，必定你是熟悉他们的。”于是，我就先写了一篇《二姐》，被廷杰同志亲笔修改后登在了《盐湖文学》上，这是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我高兴极了。好在那个时候已经退休，有的是时间，便连续学着写了《严父》、《养母情深》、《婶娘》、《抹不去的记忆》、《妈妈的“假麻食”》等，都先后被《盐湖文学》、《黄河晨报》、《山西老年》、《果业专刊》、《社会扶贫》等报刊采用了。于是，我学写散文的劲头更大了。并由只写亲情、友情的“散文”扩散到写社会上的人与事，如《车之变迁》、《老区牛庄一日行》、《走出大山奔富路》、《“吃派饭”的日子》、《山村新姿》、《喜闻老区槐米香》等，亦被《山西日报》、《盐湖文学》、《运城日报》、《黄河晨报》等报刊采用。在题材方面，也大胆地向“游记”“杂议”之类挺进。不过，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不管写啥，总还脱不了“通讯”的影子。最大也只不过是有了一点散文的味道，特别是在文字上，“通讯”的语言味还很浓。怎么办？我便按照老师们的教导，一是多学多看，二是多写多炼。不过，我心底清楚，在这方面我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恐怕弄到一底也是一个通讯加散文的“二异子”货。
谁知，就是这么一个还没学成的“半瓶水”和丑小鸭，竟还有人找到我家里或办公室让我为他改文章。这些人中，有原来的小市领导，也有我的好友，还有远离运城几十里地的乡下老人……。他们来后，我就给他解释说，我还是一个没有学成的主，怎么能改你的文章呢？！可是，不管我咋说都没用。落尾他们全是一句话：反正你比我强，我信你，只要你尽力了，就行！
既然他们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只好以老师们为榜样，比如吕廷杰同志，比如张建群同志，也埋下头来，认认真真地帮助他们修改文章，一字一句都不敢含糊。文章改好后，再把稿子通过电子邮箱发出去。等报上发表后，再打电话给他们报喜。最高兴的是一次，是《盐湖文学》编辑部王永年同志来单位给我送20XX年第4期《盐湖文学》时。我一翻看，见有我的那篇《那些年的那些事》和由我修改过的三篇文章，一篇是原运城市副市长的《珍贵的生日礼物》，一篇是原盐湖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欣慰、自豪与骄傲――60年国庆阅兵观感》，一篇是西王村76岁老人刘学基写的《我家有棵石榴树》。我之所以特别高兴，原因有四：一是这三篇文章都有我的汗水在里面；二是四篇文章都发表在一期《盐湖文学》上；三是能进一步调动这几个作者的写作积极性；四是我也从修改文章中汲取了不少营养。尝到甜头后，对凡要求我帮他修改文章的同志，我都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或者是在网上提出要求，我都帮助他们修改。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吧，有位外县的退休干部在QQ上要求我帮她修改一篇散文，我答应了。先后改过两篇，也都被《黄河晨报》采用了。他在QQ上感谢我，我说，“你不需要感谢我。其实，你是在帮我。我也从修改你的文章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想，各位老师一定会支持我的做法，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帮助我的。真的，我非常感谢吕廷杰、张建群、刘武祥、杨望久等老师们对我的帮助，是他们把我带上了文学之路。为此，我想借这个座谈会，再次谢谢我的老师们，谢谢《盐湖文学》的编辑们，谢谢盐湖文联主席董吉云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