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杨吉华的博士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他虽然凭自己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因为没有显赫的第一学历，不是重点院校出身，求职时处处碰壁，到几家高校应聘的遭遇几乎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连简历都被拒收。对方的措辞也相似——“我们需要本科211毕业的。”作者为此感慨地说，“第一学历”成了无法抹去的“污点”。

第一学历固然重要，一般来说，衡量一个普通人的智力、能力，第一学历确实可以成为一个指标之一，但如此强调第一学历，到了几乎非本科211不可的地步，还是太过分、太极端了，我们不妨把这一现象看作是第一学历崇拜。

我记得胡适先生当年曾写过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他指出，谁说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的宗教就是名教，什么事都重名，而不求实。对第一学历的崇拜，崇拜的乃是天下名校的“名”，看重的是笼罩在重点大学头上的光环，一个人一旦没有机会进入这类院校镀金，哪怕他有真才实学，在那些用人单位眼里注定就是黯然无光的，杨吉华博士的遭遇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

这种第一学历崇拜的背后其实还是分数崇拜、分数迷信，第一学历是由高考的分数决定的，一个人能进入什么样的高校深造几乎都源自那一次考试的分数，高分者通吃，所以我们全民族从小学开始，全部努力、全部拼命的方向就是在那次考试中取得高分，为自己创造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进北大、清华更是万千学子的梦。核物理学家杨福家先生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在中国做过复旦大学校长，在英国做过诺丁汉大学校长，现在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校监，对高等教育有过深入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的高中生几乎人人想上北大、清华、复旦，技术类、职业类高校是不会作为首选的。”而在他看来，高等教育应该是个大乐队，其中名牌大学就像是大钢琴，但是大提琴、小提琴和其他乐器也一样的不可缺少。一个社会需要有不同的大学，需要来自不同大学的不同的人，这才是正常的。他有一个假设，什么时候，我们有一半学生不想进北大、清华了，我们的教育改革就取得了突破。问题在于，当整个社会如此看重第一学历，非名校出身的人求职时都要遭受冷遇、歧视时，又怎么可能让人放弃这样的梦？社会环境、氛围对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多数人都只能是环境的产物，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什么样的人。

杨福家先生认识一个美国学生，成绩明明可以上哈佛大学，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所烹饪学院，后者的录取率和哈佛一样低，学费比哈佛还要贵，据说欧美有10%的烹饪专家是从那里出来的。这要是放在中国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一所烹饪学院是绝不可能与北大、清华相提并论，更不会有人作出让我们看来几乎是傻瓜的选择。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大学有名分、等级之分，我们的社会本质上还是一个身份社会，读什么学校是绝对含糊不得的。前些年，一个北大毕业生成了卖猪肉的之所以成为大新闻，被各种媒体大炒特炒，也是因为北大与卖肉在我们的价值谱系中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那位美国学生为什么可以不选择哈佛？并不是哈佛不好，只是不合乎他的需要，他要选择自己最合适或最想上的学校。他的兴趣在于烹饪，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方向选择最好的烹饪学院。在他们的价值尺度中，烹饪学院并不必然地比哈佛大学低一等，他可以泰然地走自己的路。而在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选择的可能性，几乎所有的高校（至少是大多数）都在向北大、清华看齐，追求高大全，而不是小精尖，没有足够的底气发展自己的某些专业，敢于骄傲地证明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北大、清华要强。我们的社会氛围也不容许我们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如果这几年不是香港大学来内地招生带来的一些冲击，北大、清华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可能会更难以撼动。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之下，要让我们的学生不梦着北大、清华当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