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李继学
李继学，明末辽东清河堡（今本溪县清河城）人，生于1573年（明万历元年）。
李继学青年时代，正当明末辽东边贸活跃时期，明朝在清河设马市。李继学以经商为业，常走家串户贩卖日用杂货，人称“李货郎。”后又经营皮货、人参等生意。
李继学经商，经常往来于辽阳、清河、碱厂、抚顺和兴京（今新宾县）之间，对辽东地理形势及风俗民情很熟悉。不论是明朝辽东边关将士，还是后金官民，都混得很熟，出于商业目的，他还为辽东总兵府承办物资供应之类的差事，时常出入辽东边墙各关隘城堡。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7月，后金汗王努尔哈赤率八旗劲旅进攻清河城。明军参将邹储贤依城固守，用火炮滚木雷石打退后金军多次进攻。努尔哈赤苦于无计破城，闻报捉住本地商人李继学，知他与清河城守城将士很熟，便以授爵封地为条件，利诱其设计打开清河城门。李继学应允。努尔哈赤下令退兵数十里外，同时设下攻城妙计。次日，李继学和化装成百姓的后金将士到城下叫门。守城将士见后金兵马退走，来的是商人李继学等，便大开城门。这时城外的后金兵马突然出现，里应外合，城堡遂被攻破。明参将邹储贤战死，城中军民近万人皆被杀死。同年底，明朝决定发兵辽东，以杨镐为辽东经略，率杜松、马林、刘挺、李如柏等将领，调集10万大军，欲彻底消灭后金势力。杨镐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为探听后金虚实，特派己在辽东经略府帐下任职的李继学为使，于次年正月来到后金的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目的是探听努尔哈赤和解的诚意，并趁机观察后金的虚实，准备以武力压服后金就范。
努尔哈赤将李继学一行留下，待为上宾，另一方面却在抓紧备战。李继学虽为明朝使者，暗中却在帮助努尔哈赤，反将明军实力密报给后金，使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向了如指掌。李继学等人在后金逗留月余，直至2月下旬，得知杨镐己在辽阳誓师，双方大战在即，和谈已无必要，便离开赫图阿拉，返回辽阳向杨镐复命。
努尔哈赤根据李继学提供的情报，针对明军“分进合击”战术，定下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应对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将明军各个击破，取得了萨尔浒大战的胜利。
1621年（明熹宗天启元年），后金兵马攻下辽阳、沈阳之后，李继学正式投归后金。努尔哈赤为表彰他攻城密报之功，授予都司之职。李继学任职后，克尽职守，敢于直言。当他发现副将刘兴祥贪婪成性，多次收受贿赂，深感愤慨。在掌握了刘兴祥的-证据后，便向努尔哈赤告发，刘兴祥因而被罢职。此后，李继学又因组织搜集明军情报、追捕建州逃人有功，授三等副将世职，封为茂利伯爵，并将清河城望城岗子和西沟一带土地山场赐封与他。李继学后因年迈辞官归养故里，死后葬于清河城望城岗子，所葬之处人称“李伯爷坟。”
9、白广恩
白广恩，字云普，本溪县歪头山村（今属溪湖区歪头山镇）人，满族，生年不详。曾考入沈阳八旗学堂学习。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满目疮痍，这些激发了他的爱国之情。毕业后，白广恩投身教育界，以期实现教育救国的构想，先后在铁岭县古城子小学任教师和校长。
1931年（民国20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东北。白广恩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同年底，他回到家乡歪头山一带，联络知识分子，秘密从事抗日活动。次年春，北平抗日救国会派赵殿良到沈阳、本溪组织抗日武装，白广恩很快与赵殿良取得联系。因白广恩是本地人，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与一些自发的抗日组织有过接触，便主动为赵殿良介绍情况，出面联络。他以小学校长的身份作掩护，不辞辛劳，奔走于各个抗日武装山林队之间里，先后联络了沈宝琳（燕子）、吴殿祥（大祥子）、徐黑虎（黑虎）、许树春（小白龙）以及四季好、平日好、大荣字、崔狗子等自发的抗日武装和山林队，又到-联络龙武军首领刘海泉和修子宾等人。这些武装组织的首领虽然成分复杂，但他们都有一颗爱国心，一致赞同联合抗日。1932年（民国21年）5月，正式组建了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赵殿良任司令，白广恩任参谋长，下辖5个支队，沈宝琳、吴殿祥、林子升等人分任支队长；各支队下设中队和分队。负责沈阳、抚顺、本溪、铁岭、新民等5市县的抗日之责，实际上主要活动于本溪、沈阳、辽阳三角地带，活动中心在沈阳南郊奉集堡子。义勇军多次主动出击，破坏敌人交通，捣毁军事设施。
白广恩身为参谋长，积极出谋划策，赵殿良对他亦十分气重，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倾听他的意见。白广恩富有正义感，又有学识，因此颇受义勇军上下的尊敬。他参加抗日后，又动员其弟白广泽、妹夫刘永丰等亲属投身到抗日队伍当义勇军的交通员，因为他们人小，不易被敌人察觉。
义勇军刚刚建立，武器装备较差，有些还使用土枪、大刀和棍棒。为解决武器问题，白广恩多方进行筹划。当时歪头山村一些大户为保护各自利益，出钱组织了一支有四五十人的洋枪队。白广恩得到这个情报后，通过内线联系，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将这个洋枪队全部檄械，补充了义勇军武器装备。通过他的教育，洋枪队人员有的自愿回家务农，有的参加了义勇军。
不久，北平抗日救国会又派李兆麟、张国威等人来到二十一路军中担任指导和教育工作。使义勇军战斗力明显增强。由于义勇军纪律严明，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为义勇军筹备给养。岱金峪的冯绍义和冯绍礼姐妹开设的缝纫铺也成为义勇军指定的服装加工厂和秘密联络站，白广恩经常派白广泽与她们取得联系。
同年8月，正值各地抗日形势高涨、抗日力量发展的全盛时期，抗日烽火燃遍东北大地。第二十一路军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出兵攻打沈阳，时间定在9月1日。赵殿良与白广恩做了分工，赵殿良负责联络沈阳城内的接应工作，即通过城内伪靖安军内线作策应。白广恩负责联系辽东、辽南各抗日队伍配合行动。白广恩首先到活跃于安凤三角地带的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部，与邓铁梅约定在安奉线上截击增援的日军。继而联络活动在兴京、桓仁一带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五所属的李春润和梁锡福部，相互约定攻打抚顺以牵制敌人，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袭沈阳。之后，他又奔赴辽南，与辽南义勇军耿继周、项青山等部联络。
在内外联络取得成功之后，赵殿良与白广恩研究了攻打沈阳的具体方案。恰在此时，北平抗日救国会拨给邓铁梅部一笔巨款，委托赵殿良护送。白广恩感到护送巨款任务艰巨，赵司令身负指挥攻打沈阳的重任，不能分身，让别人护送又不放心，自己与邓铁梅有过联系，便主动提出，要亲自护送，得到赵殿良的赞同。当他顺利完成护送巨款任务时，正是赵殿良指挥二十一路军攻打沈阳之时。由于计划不周，攻沈阳时间被日军侦知，因此进攻时间提前到8月28日晨。义勇军千余人攻打沈阳，还有千余名群众参加，义勇军攻入沈阳城内，烧毁敌机1架，缴获机枪12挺，后因日伪军疯狂反扑，义勇军各部缺乏联络和协调，下午主动撤出。白广恩虽未亲自参加攻打沈阳的战斗，但攻打沈阳的具体部署是与赵殿良共同研究的，并且他联络的各地义勇军也依约同时采取行动。白广恩又协助邓铁梅指挥攻打了安奉铁路（今沈丹铁路）南线的秋木庄和四台子等火车站，有力地配合了二十一路军的行动。
二十一路义勇军攻打沈阳，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振奋了人心。但义勇军也遭受很大损失，吴殿祥率部撤退途中，在渡浑河时，正逢大雨，因水势猛涨，吴殿祥及所属数十人落水牺牲。
1932年（民国21年）9月19日，白广恩又协助赵殿良指挥义勇军攻打歪头山、石桥子、姚千户屯等火车站。参战的义勇军有200余人。义勇军事先侦知，敌人在歪头山火车站周围设置了3道铁丝网防护。因此在攻打之前，从当地群众家里借来了3口铡刀和几十把菜刀。当晚11时开始攻击，从三面包围车站，号角声、喊杀声、枪声响成一片。当义勇军砍断铁丝网，冲向火车站时，受到火车站日伪军和警察的抵抗，-、沈阳日伪军赶来增援，战斗持续到凌晨3时，义勇军主动撤出。此次义勇军割断电线3处，拿走了一些破坏铁路的工具。义勇军攻打车站和炸桥行动，使安奉铁路交通中断达十几小时，奉天日伪当局极为惊恐。
义勇军活动中心处于平原地带，上秋以后，由于庄稼被割倒，失去了青纱帐的掩护，活动极为不便，加之日伪军的-，义勇军内部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一些中层领导人产生动摇，有的自找出路，还有的自相残杀。崔狗子阴谋投敌，为向日军报功领赏，火拼了董占一部。白广恩闻后十分气愤，经与赵殿良研究，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他亲率队伍迅速赶到崔狗子所在地陈相屯，经过战斗，将崔狗子所部全部缴械，崔狗子只身逃走。
同年冬，在义勇军中工作的李兆麟、孙已泰等共产党员奉组织之命，转入本溪从事秘密建党工作。鉴于不利公开活动的形势，东北抗日救 国会决定解散第二十一路义勇军，赵殿良、白广恩等义勇军领导人也秘密转入沈阳，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为方便工作，白广恩将家从歪头山搬到沈阳小西关，成为抗日志士的重要联络站。因白广恩的父亲会占卦，所以来往的抗日志士都是以找他占卦为由，在他家秘密开会。
1933年（民国22年）1月，白广恩为重新组织抗日武装，派人去抚顺购买，准备再次举事。不料此人在抚顺被日伪特务逮捕，供出了白广恩的身份和住处。其间白广恩虽然搬了一次家，但住处离原住址不远，终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监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降，白广恩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回答，并高声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8、周朝霖
周朝霖，字雨青，安徽人，1906年出任本溪县第一任知县。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0月，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向朝廷奏请：“辽阳州属，本溪湖附近一带，毗连兴京（今辽宁新宾县）、凤凰（今凤城），万山重叠，路径分岐，为盗渊薮，应另设知县。”赵尔巽奏请设治的建议被清政府采纳。翌年9月，赵尔巽委派周朝霖任本溪县设治委员，负责筹备本溪县设治事宜。
周朝霖到本溪湖后，发现日本大仓财阀非法开采煤矿，掠夺本溪湖一带矿藏资源，感到事关重大，本想制止，但因牵涉外交事宜，于是便将大仓财阀强行采煤情况报告给盛京将军赵尔巽，请赵向奉天交涉总局矿政司查询有无大仓煤矿的存案，同时向赵请示对付大仓的策略。赵尔巽根据周朝霖的报告，令交涉总局照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禁止大仓开采本溪湖煤矿，责令将煤矿交还中国。赵尔巽令周朝霖会同辽阳交涉委员照会日本副领事，就地禁止开采。但是，大仓以本溪湖煤矿业经日本关东总督批准为借口，对中国当局的照会不予理睬。
同年10月，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置本溪县，“划辽阳、兴京、凤凰三州厅地并归管辖。”建县初始治所设在牛心台，周朝霖通过实地勘察，-奉天当局，提出本溪县治所应设在本溪湖。他认为“本溪湖为省地通东边之要道，山势环耸，实省城东北之屏障。”他还分析了本溪湖为安奉铁路（沈丹线）必经之地，日本人以护铁路为名，在此地驻有军队，而且又在本溪湖强行非法采矿，中日双方屡起冲突之状，提出“县治设于他处，则对于外人之抵抗力全归消失，日后恐不堪设想，”“故就委员管见，其设治处所应以本溪湖为断。”不久，周朝霖的建议被当局批准，治所由牛心台迁到本溪湖。
建县设治后，百业待兴。周朝霖身为本溪县设治局总办，同时兼任凤凰厅本溪县交涉委员，他一面筹建县行政公署，一面继续对大仓非法开矿采煤进行交涉。在交涉过程中，他坚持原则，毫不让步，而日方一直未停止采煤。周朝霖对此极为忧虑。正在此时，本溪湖煤矿发生水灾，淹死数十名中国矿工，煤矿-中止开采。周朝霖认为这是迫使大仓停采和将煤矿交还中国的良机，便将这一情况上报赵尔巽。赵接到周朝霖的报告后，令奉天交涉总局照会日方：“今后不准再行开采。”日本总领事又寻找借口，言称：“本溪湖是日俄战争后未撤兵地区，日本人采煤是供军用，不能禁止，”使交涉再次陷入僵局。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3月，清政府将盛京改为奉天省，下分三道，本溪县隶属东边道，县设治局改为本溪县公署，周朝霖由设治局总办改任知县。
周朝霖到任后，注重吏治，在县署内只设“三班”（捕班、快班、马班）、“三房”（礼房、兵房、户房），并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将全县划为8个区、185个乡、346个村。周朝霖任职期间，办事认真，克尽职守，受到清政府的赏识。不久，由本溪县知县改任奉天矿政局本溪矿政分局总办，专门负责本溪湖煤矿交涉事宜。奉天当局因对大仓非法开矿屡禁不止，便由矿政局派员到本溪调查大仓采煤情况后，建议当局对日让步，采取中日合办，得到当局首肯。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8月，东三省总督令奉天矿政局总办郭祖舜与大仓煤矿议订合办合同，周朝霖奉命参与此事，并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至1910年（清宣统二年）5月，中日双方才正式签订《中日合办本溪湖煤矿合同》。中方几经努力，只争得一半的矿权。周朝霖身经此事，不畏艰难，竭尽全力进行周旋，为维护中国主权不懈努力，功不可没。
7、马忠骏
马忠骏，1924年10月20日生于本溪县姚家湾子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少时天资聪颖，在校学习勤奋，每次考试都名列榜首。
忠骏还是个孝顺的孩子，祖父早年过世，祖母双目失明，走路吃饭都有困难。祖母想到谁家走走，多半由忠骏领路。每遇改善生活时，马忠骏总是先告诉祖母都有什么菜，问她想吃什么菜，并往她的碗里夹菜。因此，不仅祖母经常夸奖他，邻居也都说他是个懂事的孩子。马忠骏的父亲马熙元为人老实，常年多病，家里的一切事务全靠母亲操持。母亲持家节俭，使家里逐渐有了点积蓄，有困难的邻里不免前来挪借串换。遇到这种情况，只要马忠骏在场，便劝母亲要关照别人。当母亲索要欠债时，忠骏又劝说不必催要过紧，没有就先欠着，有实在还不起的，马忠骏就劝母亲别要了。
马忠骏幼年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侵入本溪地区，并在“中日合办”的幌子下，霸占了本溪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冶炼权和铁路运输权。日本人到处横行、寻衅闹事，甚至包庇坏人，培植汉奸。“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了对东北的殖民化统治。由于马忠骏有两个哥哥在“九一八”事变前赴关内求学，因而马家屡遭日本特务警察的监视、刁难甚至00。马忠骏13岁时，全家被逼无奈，只得迁居沈阳一年，并改家姓为熙。日伪对马家的-，并未使马忠骏屈服，相反，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的种子。
1940年，马忠骏考入本溪湖国民高等学校采矿冶金科。1942年，马忠骏和邓周立等同学好友，秘密发起了读书活动，得到进步作家花喜露（后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与指导，先后有40多人参与了读书活动。这些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秘密传阅鲁迅的《二心集》、《三闲集》、《华盖集》、《呐喊》，巴金的《海底梦》、《家》、《春》、《秋》；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以及《铁流》、《毁灭》、《社会科学大钢》、《大众哲学》、《海上述林》等进步的革命书籍。
这些书在当时几乎都是“-”，由马忠骏保管着。他的家成了参加读书活动的青年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学习知识讨论问题，尽情地发表意见。随着学习的深入，视野的开阔，认识的提高，他们又创办了《铁之流》、《铁笛》、《黑焰》、《春之花》、《合流》等手抄和油印刊物，在青年中秘密传阅。马忠骏是这些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发行人。
1943年春，日本侵略者利用从关内抓来的“特殊工人”（指有进步思想和-精神的工人），在姚家湾子村附近修沈丹线铁路。工头们对“特殊工人”异常残暴，监视得特别严格，根本不许村民和他们接触。一天，有个外乡人迷了路，向工人们问路，惹恼了日本工头。他们把那个问路人绑到“事务所，”用拳头和棒子把他打得奄奄一息。此事惊动了马忠骏，他急忙找来一些青年，跳进墙去，和工头们讲理。那些工头害怕群众起来把事情闹大，不得不把问路人放走，并给他敷了药。
1943年8月，马忠骏毅然告别病重的父亲和年老体弱的母亲，奔向抗日前线。临行时，他对父母说：“没有国，那有家，为国只能忘家，等打败敌人再团聚吧。”他给同学们留下一幅照片，在照片的背面上写着：“我虽然悄悄无声地走了，但我仍然希望我爱的人们能努力挣扎、奋斗。”表达了他对家乡人民的殷切希望和投笔从戎奔向抗日前线的坚定信心。
马忠骏从本溪出发到沈阳，住在花喜露家里。同行4人中还有邓周立、王抗和王勇。花喜露的爱人-群，把作路费用的金戒指缝到一件大衣的领子里，并亲自把他们送上火车。他们怀着冲出牢笼的心情到了北平。
在北平，他们来到辅仁大学学生李德儒家。李家是八路军前方总部豫北办事处建立的一个联系点。经李德儒介绍，他们又离开北平，到安阳北面10多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庄，找到陈吉清棉花行（八路军豫北办事处的一个转运站），由两个便衣护送夜行25多公里路，穿过-线，到达林北县政府所在地任村。
在豫北办事处，马忠骏等人欢度了到达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中秋节。以后，他们来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接见了他们，并为他们召开了欢迎会，把他们留在太行山区。边区政府介绍马忠骏到太行“文联”边学习边工作，文联主席徐慧庸指导他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革命思想有了新的飞跃。
1943年底，日军准备发动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马忠骏背起行装，渡过清漳河，沿着太行山路来到接近前线的游击区，同当地区委和民兵一起活动，并协助地方剧团搞宣传演出。
1944年2月，马忠骏调到太行军区情报处工作，同年6月，又到抗大六分校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指定的整风学习文件，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从而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马忠骏随太行抗日根据地第一批奔赴东北的同志一起回到东北，被分配到本溪地区工作。当时中共本溪市委考虑将马忠骏留在市委机关，而马忠骏则要求到基层艰苦的地方去。市委满足了他的要求，派他到本溪县工作。
1946年1月，上级组织派马忠骏到本溪县大队第九中队担任指导员。中队长黄锡山当过土匪头子，此时打着县大队旗号，干的却是土匪勾当。他不仅吃喝嫖赌，还变相抢夺财物，随时都有哗变的可能。马忠骏只身来到这个中队，担着很大的风险。他首先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和争取改造工作，使大部分战士的思想有了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武装战士。
1946年2月，马忠骏调到牛心台区任区长。牛心台区是个工农杂居的地方，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渗透到这里，政治背景比较复杂。 马忠骏怀着满腔热情，旗帜鲜明地放手发动群众，在先后九十多天的反奸清算斗争中，开了26次斗争会，并于1946年2月底，召开了牛心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千人大会，把民愤极大的特务头子李大马捧处决，为民除了害。在反奸清算的同时，马忠骏还在牛心台区加强了政权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开展了“二五”减租减息。在全区26个村中，改造了23个村政权，村村都建立了农会，会员达2000多人。发展新党员69人，有25个村实行了减租减息。全区群众共分得粮食6.5万公斤，现金21万余元。
正当马忠骏按照党的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群众工作时，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一场保卫本溪的战斗打响了，马忠骏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支前工作上来。牛心台区的担架队由于组织得好，并有专人带领，自始至终地完成了任务。在劳军活动中，牛心台区一次就慰问部队肥猪10口、烟卷211条、现金7 800元、鸡蛋3000多个。
本溪保卫战打了近一个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县机关干部和县保安团战士于1946年5月8日退出本溪市。牛心台区立即成为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牛心台区委决定把全区划分为南北两部。南部以欢喜岭为中心。北部以法台堡子为中心。工作重点是依靠群众创建根据地。马忠骏主动担负起距敌占区近、危险性大的南部领导重任。
1946年5月16日凌晨3时，已经投靠国民党的土匪头子黄锡山带领匪徒偷袭了马忠骏驻地南三家子村。当时马忠骏正生病发高烧，在交战中又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他牺牲时年仅21岁。马忠骏的战友邓周立得知噩耗，悲痛地写下一幅挽联：
“登太行，逐日寇，驰骋清津水；还长白，求解放，捐躯太子河。”
6、杨坚白
杨坚白，曾用声于典、杨娱天、杨异同、康莫逆、于天、非石等笔名。1911年（清宣统三年）4月21日生于辽宁省本溪县。其父毕业于本溪县师范学堂，后任教师。杨坚白小时读了一些孔孟的书。由于家境困窘，他的求学时断时续，高等师范未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民族危亡使他和一些同学不能安心于课堂读书，只得中途辍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为了隐蔽自己的活动，他到本溪煤铁公司当了几个月的小职员（会计），虽然日薪只有6角钱，但却是他最初了解企业，了解社会的窗口。
青年时代的杨坚白思想活跃，异常勤奋，涉猎了大量左翼文学，对社会科学兴趣广泛。本来他最喜爱理工科，可是特殊的环境和经历，使他不得不放弃理工改学文科。由于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有学日语的条件，为了求知，他刻苦攻读日语，还自修了俄语。
1932年冬，杨坚白通过进步学生张晓岩结识了李烈生（即李兆麟），由李介绍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入党，参与本溪党、团组织的组建工作。成为本溪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他被调到奉天（今沈阳）党的特委，在那里专门从事党的宣传活动。1933年6月的一天，本溪湖开运动会，当时的中共本溪特支组织委员陈相毅在会场上散发传单，被日本巡警当场逮捕。陈经不起敌人的拷打逼问，供出本溪党组织，出卖了孙已泰、徐殿孕和杨坚白3人。敌人马上逮捕了孙、徐2人。因杨坚白自己调往奉天特委工作，敌人从他与家人的通信中发现线索，通过奉天日本领事馆警署抓捕了他。他被判12年徒刑，上诉后，1935年被改判5年徒刑。入狱时，他被关押在奉天地方法院看守所。不久，时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的杨一辰，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关进看守所，同杨坚白住在一起。后来，杨一辰、杨坚白、孙已泰等人又被转入奉天检察厅看守所。杨一辰同志参加革命早，阅历深，经验丰富，同监难友们非常敬重他，尊称他为老大哥。因此，监狱里逐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他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革命斗志。一次，杨坚白因被敌人用刑，身体极度虚弱，伤口严重感染化浓。放风时，杨一辰递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统治阶级，设置监牢。囚吾志士，肆彼横暴。但吾志士，忠贞在抱。心为石兮不可转，汤可赴兮火可蹈。善摄生兮保此身，持其志兮气勿躁。奋斗!奋斗!红日五洲普照。”杨坚白读后，倍受感动和鼓舞，当即将这首诗在难友中传阅，他还和杨一辰等人一起高声唱《国际歌》，并把这些歌词写在监号的墙上。
5、丁铁石
丁铁石，原名丁武明，回族。1915年（民国4年）12月26日出生于本溪县第三区大堡村（今属本溪市溪湖区）。其父丁文发生有4子，丁铁石排行第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丁铁石兄弟随父母逃难到了北平。1933年，丁铁石与弟丁坚进入张学良创办的东北中学读书。
1936年，日军图谋以武力侵占华北，平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丁铁石与弟弟丁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7月丁铁石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后与同乡金进南到上海，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1937年9月丁铁石率队到山西太原参加八路军，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治教员、副连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务。
此时马本斋在家乡河北献县组织国民义勇队武装抗日，保卫家乡。1938年初，在共产党领导和八路军的帮助下，成立了冀中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同年7月，回民教导队与冀中军区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丁铁石受党派遣，来到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丁铁石与刘世昌一起，介绍马本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民教导总队由于是刚刚组建，成份复杂，素质不高，纪率松散，加上频繁而艰苦的战斗，使部队大量减员，在很短时间内，从500余人减少到300人。丁铁石在创建和改造这支队伍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丁铁石帮助马本斋，以坚毅的行动，进行了组织整顿工作，从而使部队得到了巩固。丁铁石的行动促使马本斋认识到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部队的政治工作从此得到加强，使总队模范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受到回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许多回民青年踊跃参军，队伍很快又发展到六七百人。1939年4月间，部队己达到千余人。同年秋季，部队奉命到定县、无极县开展斗争，在丁铁石建议下，回民教导总队正式改名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支队司令员，丁铁石为政治部主任，丁铁石与马本斋一起转战于冀中平原。 1940年5月，在著名的康庄战斗中，将从衡水赶来增援的60多名日伪军歼灭。这一仗，缴获大炮l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60支，战马10多匹。还有许多弹药，并烧毁汽车2辆。在打扫战场时，丁铁石和马本斋命令战士们扒下敌人的衣服，几天后，化装成日军的回民支队又端掉了榆科伪军据点。回民支队因战功卓著，受到上级的表彰，被冀中军区授予“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称号，并受到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通令嘉奖。1940年12月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提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回民支队成为日寇闻风丧胆的英勇之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历次战斗中，丁铁石指挥果断，带头冲锋陷阵，英勇顽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部队作出了表率。1942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冀中部队主力。丁铁石协助马本斋率部转移到阜城县，巧妙地躲过了日军主力的合击，并消灭了前来搜索的日伪军300余人，安全转移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同年，丁铁石奉命赴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团以上干部集训班学习，在此期间，经弟弟丁坚介绍，丁铁石与从南京投奔延安参加抗战的白琴相识。3年后，两人在延安窑洞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丁铁石响应组织号召，赴东北开展工作，10月到达沈阳。这时本溪已被共产党解放军的军队接收，并成立了本溪保安司令部。本溪回族人士刘正维、杨永清等人得知回民支队负责人丁铁石等人已到沈阳，沈阳已组建回民大队的消息，便来沈阳找到丁铁石，要求参加沈阳回民大队。丁铁石听取汇报后，给予了高度重视，考虑本溪湖是回民聚集区，煤铁公司矿工和当地居民中有许多要求进步的回族青年，最好能单独组建本溪回民大队，受本溪保安司令部领导。因此，丁铁石和刘世昌等领导便指示他们回本溪组织队伍，并给本溪保安司令员兼政委李力果写信，提出组建本溪回民支队的建议，得到李力果的重视，本溪回民大队正式组建起来。 11月，丁铁石奉命担任本溪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回到了阔别14年的家乡本溪。12月，又担任本溪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这时东北局及省委、省政府机关已迁至本溪，本溪民主政权刚刚建立，敌伪残余势力及小股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保安司令部的任务十分艰巨。丁铁石协助李力果，夜以继日，运筹帷幄，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
丁铁石十分关心和自己一起参国革命的金进家庭情况，曾多次到金进家里走访，看望他的祖父和父母，向他们介绍了金进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己在八路军回民支队工作，并一再安慰他们说：“金进是你们的好后代，也为你们争了光!”
在本溪保安司令部工作期间，丁铁石十分重视加强司令部直属机关和所属部队的自身建设，并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在回民大队建立了临时党总支，在工人大队一、二连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其他连队和司令部建立了党小组。他注意在部队中发展党员，短短几个月间，部队党员人数从开始的l80多名增加到380多名。各连队的政工干部均己配齐，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得到加强，政治工作制度已经建立，政治教育有计划，有落实。同时，为提高部队连排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在丁铁石的建议下，成立了干部教导队，举办了一期连排干部班，有120多人参加学习，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东北解放区进犯，解放军实施战略转移。根据形势需要，撤销了本溪保安司令部，将其合并到辽东第三军分区。同年5月，丁铁石担任辽东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和辽东三地委委员，随部队转战于本溪、新宾一带。同年11月，丁铁石奉毛主席和-指示，到大连创办解放军第一所坦克学校，并担任大连坦克学校副校长，用从日军和蒋军手中缴获的坦克，为解放军新型兵种装甲兵的组建培养了人才。1947年12月，丁铁石又担任解放军第一个战车团东北野战军特种兵战车团的副团长、团长，并于1948年9月开始，率领这支刚组建不久的战车团参加了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特别是在攻克锦州和天津的战役中，他掩护步兵向纵深进击，为夺取两大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丁铁石率领战车团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入城式。当解放军战车部队进城时，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了!”3月25日，丁铁石率领战车部队，在北平西苑机场，迎接党中央进入北平，并接受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检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同时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丁铁石接到上级通知后，心情十公激动，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他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自己要亲率战车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而战车不能出现任何故障。因此，他一方面从严从难对部队进行训练，一方面精心检查受阅部队准备工作情况，以避免可能出现一系列技术问题。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随后，举行阅兵式。受阅部队依次为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和骑兵师，并以水兵方队为前导。战车师又分为摩托化部队，装甲车方队和坦克群。受阅部队在东长安街接受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后，依次开始通过开安门广场，丁铁石率装甲车队和坦克群伴随着雄壮的《坦克进行曲》，徐徐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民的检阅。战车隆隆，铁流滚滚，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开始向现代化推进，并向世人展示了新中国装甲部队的威武雄姿。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正式成立，丁铁石担任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为发展和提高解放军装甲兵技术水平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工作，为解放军装甲兵的建设和成长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52年毅然赴朝参战。1953年3月，担任志愿军装甲兵器材供应处处长，为志愿军装甲兵部队的后勤供应和技术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丁铁石担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主任。1957年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他认为自己虽然指挥实战经验较多，但军事理论知识不足，因此他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奋攻读，刻苦钻研中外军事理论，特别是装甲战理论与技术，被学院评为“五好学员。”1959年，在所谓的反右倾运动中，彭德怀、黄克诚等军队领导人受到错误批判，军内掀起批判“彭黄”逆流。对此，丁铁石心怀坦白，旗帜鲜明，认为彭德怀、黄克诚功劳卓著，敢于直言，不同意批判，因此再次受到错误批判。
丁铁石长期被关押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的大哥丁溪野被-致死，弟弟丁坚也被密捕入狱。虽然身处逆境，但他始终立场坚定，刚直不阿，坚持真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1973年，丁铁石被释放出狱，1975年正式恢复工作，担任军委装甲兵司令部顾问。1980年4月调基建工程兵工作，担任兵种党委常委、后勤部政委。1959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章，享受副兵团职待遇。1982年2月，丁铁石离职休养。他虽然年高体弱，还撰写了《光辉的一生》、《纪念马本斋，学习马本斋》等文章，讴歌英雄，缅怀战友，为全国人民学习民族英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6年5月31日，丁铁石病逝，享年81岁。
4、武佩振
武佩振，男，满族，1953年8月28日生于本溪县田师傅镇。7岁时母亲病故，父亲无能力抚养5个子女，将他送给北甸韭菜园子农民武明阳、樊庆梅夫妇。武佩振于1961年9月入北甸子小学读书，1967年9月就读于北甸第三铁路中学。
1971年在北甸小学、北甸中学任教，197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丹东共产主义大学医疗系大专班读书，1979年9月毕业后分配到本溪县碱厂地区医院。1980年5月调入县第一人民医院防痨科、外科。
武佩振从医以后，精心研究医学，每当有外科手术，他就挤时间去看，细心领教。不久上台作助手，接着主刀，开始做阑尾炎、疝气等手术。此期间，他制定出“局麻小切口倾斜位阑尾炎切除术”方案。应用于临床后可减轻患者的疼痛，取得满意的疗效。
泉山煤矿女患者姜光辉，曾在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甲状腺切除术，六年后旧病复发，辗转于省、市数家大医院求治，被婉言拒绝收治。病人在呼吸十分困难，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找到了武佩振，经过会诊后，科里的同志一致认为不能收治该患者。但他看到患者呼吸急促、痛苦万分的表情时，便下定决心，风险再大也要做，困难再多也要闯。结果在科室统一讨论，制定可靠、安全的手术方案后，由他主刀，为这位患者做了甲状腺二次切除术。手术过程中，患者大出血，武佩振冷静沉着地给患者止血、输血。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努力，手术终于获得了成功。
3、邓铁梅
邓铁梅，名古儒，字铁梅。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本溪县小市磨石峪村一个士绅家庭。7岁就读本村私塾，后入小市三门洞高等小学堂。邓铁梅记忆超群，深受老师宠爱，从小爱听故事和习武，崇拜抗元英雄文天祥诗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杜鹊啼血归”的境界。铁梅青少年时期正赶上丧权辱国的清政府将辽东地区划为日俄战争的战场。辽东地区战火不断，当地土匪乘机蜂起，百姓饱受刀兵掠夺之苦。邓铁梅祖父邓荣昌是辽东一带有名的士绅，不忍乡里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倡组民团，将匪首二楞锏（山头号）黄义山抓获送官。此举与黄匪结仇。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6月，土匪约200余人寻仇袭击磨石峪村，邓铁梅的父亲邓继新率众奋起抗匪，与家人、亲属、团勇12人皆死于土匪刀枪之下，邓家房舍尽被焚毁。15岁的邓铁梅目睹家破人亡的惨状，誓志歼匪报仇。此后不分冬夏，拜师习武，精通枪械。18岁由三门洞高等小学堂毕业，适逢邓铁梅六叔邓继述在小市总甲所任总甲长，凭借六叔之力入总甲所任文书、班长。1917年（民国6年）邓铁梅考入本溪县警察训练所，受训6个月后被分配到本溪县警察大队任巡警，班长。1921年（民国10年）调到凤城县警察大队，先后任班长、大队长、1928年（民国17年）任凤城县-长。邓铁梅在凤城任职期间，于1925年(民国14年)回乡省亲时，听乡亲们议论小市区长肖文波勾结官府，鱼肉乡民，横征暴敛，设赌抽头，乡民有苦难言。为伸张正义，驱逐贪宫，邓铁梅深入调查，核实证据，秉笔直书，列举区长肖文波四大罪状，并上告到奉天省长公署，直到同年7月6日，奉天省长公署作出“呈悉既据查明，区长肖文波御下不严溺职，应准撤革，听候查办”的指令，乡亲们听到此信后，群情振奋，邓铁梅声望大增。1928年（民国17年）初夏，日军因在安奉铁路凤凰山下的路段上发现一块大石头，便借故生事，向县政府提出无理要求。两天后，几十名日本守备队员荷枪实弹将县公署包围，逼迫县长在文件上签字。邓铁梅闻知，速调公安队紧急集合，并亲自持枪闯进县公署。邓铁梅针对日本人的蛮横无理的要求，断然拒绝。日军官勃然大怒，抽出战刀进行恫吓，邓铁梅横眉怒视，立即拔出手枪对准日军官，日军见状，便垂头丧气，狼狈地走了。邓铁梅的大无畏精神深得民众赞誉。
翌年，日本商人依仗日本守备队势力所经营的青城子铅矿，违反规定，越界开采，凤城县长派邓铁梅查办此事。经过调查，发现越界开采情况属实，遂采取断然措施，查封此井，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商人和日军守备队的嚣张气焰，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同年，邓铁梅又把盗-土的亲日分子曲明冗逮捕入狱，并将国土赎回，再次维护了民族利益。在县-任职期间，邓铁梅目睹警政积弊，深感旧中国的官场政治腐败，使民众饱受困苦。对此他廉洁守己，体恤民情，严格约束部下不准侵扰百姓，并对那些勾结官匪，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严历打击。他对上不阿，对下不凌，耻与贪脏枉法的官吏为伍，他的正直在旧中国的官场中是行不通的，屡遭陷害报复和排挤。至1929年（民国18年）被撤职，另调省警务处任督察员。到任不久，因未去拜见新到任的警务处长，再受排斥，便愤然辞职。1930年（民国19年）应同僚之招，去哈尔滨特别警察管理处任督察员。1931年（民国20年）春调任牡丹江警察分署任署长，到任不久，因与上司不和遭革职。
1931年4月，邓铁梅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辽宁，先后到沈阳、锦州谋职，未能如愿。正在这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狼烟千里，辽、吉两省大片土地沦陷。目睹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邓铁梅愤慨地说：“-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表示：“我们宁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当-奴。”民族义愤使他下决心返回辽东山区组织抗日队伍。邓铁梅在锦州拜会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当即得到黄显声的支持和赞助。
同年10月下旬，同好友云海青乘火车离开锦州，经沈阳回到凤城县小汤沟顾家堡子（今属岫岩大营子乡），串联旧好十数人，不久便组织200多人的抗日队伍，在凤城县尖山窑正式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邓铁梅任总司令。在成立大会上，邓铁梅宣布抗日自卫军纲领：“武装抗日，保卫家乡，抗日救国，保民第一，不妥协、不投降。”战斗口号是：“不爱钱、不怕死、军民一体、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至12月底，抗日队伍扩大到l500多人，建立3个大队，一个武术队，一个侦察队。从此，这支民众武装打响了辽东地区民众抗日第一枪。
自卫军组建后，士气旺盛，斗志倍增。邓铁梅抓紧战机，决定夜袭凤凰城。 1931年（民国20年）12月25日夜，派人探知凤凰城县城的日军武装和警察各有200余人的兵力布置情况后，马上作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兵分4路，第一路在凤城以南的张家堡子切断电话线，使凤城与其以南的高丽门、安东车站断绝联系；二路在凤城车站以北的四台子设下路障和埋伏，阻击从连山关、鸡冠山北来的增援之敌；第三路袭击火车站，消灭火车站守敌；第四路冲进县城进攻日本守备队和警察署。晚10时，战斗打响后，民众自卫军把车站和城内的敌人包围起来，切断联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自卫军捣毁了县衙、-和日本特务机关平井药房，砸开监狱，救出“九一八”后，日伪逮捕的爱国人士。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清晨4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来之前，自卫军撤出战斗，此役共打死日伪军50余名，缴获步枪300余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2门和大批弹药。
东北民众自卫军夜袭凤城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狠煞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给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在国内引起了很大震动和反响，辽东抗日自卫军威名大震。凤城大捷后，自卫军的队伍迅速扩大，军队编制由大队扩编为9个团。1932年3月，在北平的抗日救国会派代表苗可秀前来与邓铁梅联系，邓铁梅详细向苗可秀介绍了民众抗日自卫军成立的经过和现状。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后，救国会立即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同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又委任邓铁梅为第13路军司令。邓铁梅率部先后进驻庄河、大孤山，该地区的伪政权和伪警察在义勇军的威慑下，接受义勇军的条件，交出武器，仅庄河县城就收缴400多支0，迫击炮2门和大批弹药。
同年8月，自卫军在转战中打败伪军李寿山部，进入战略要地龙王庙，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除攻打凤城、庄河外，包括占领黄土坎，三打大孤山，智取卡巴岭三义庙等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自卫军也发展到15000多人，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活跃在安东（今辽宁丹东）、凤城、岫岩、庄河、本溪等数百公里的宽广地带不断打击日军。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1932年，邓铁梅接受了中共南满团省委书记邹大鹏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议，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整顿部队。在组织建设上，司令部下设秘书、参谋、副官、军械、军需、军法、军医、财务等八大处，成立器械、被服、印刷等工厂，保证部队军需供应。此外，邓铁梅还注重军队宣传工作，抽调文化基础比较好的11名队员，组成专职宣传队，通过张贴标语，编歌曲、画漫画、讲战绩等形式扩大抗日宣传，这些宣传工作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为巩固革命胜利果实，邓铁梅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他鼓励发展农工商业，禁止粮食外流，制定了合理的税收政策。缴获了50多万公斤敌伪的官盐，掌握了盐滩，没收了逃亡地主大量财产。印发了“东北民众自卫军流通券。”所有这些措施，对安定后方，巩固根据地和支援整体抗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思想建设方面，他为部队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对于个别违犯群众纪律的，不论职位高低，功劳大小，一律给予严励惩处。有一次，发现自卫军队员孟广志到老乡家索要二两大烟土，家里没有，逼其进城买。邓铁梅知道后，立即派稽查队将孟抓来，召开了军民大会，当众讲明孟的0事实，给予严惩。
每逢部队离开驻地时，他总是派稽查队前去老乡家了解是否有违犯纪律的。若有发现，必须回去向老乡当面检讨错误。行军作战时，邓铁梅和战士们一样步行，从不骑马，也不许别人骑马。他向干部战士们说：“一匹马一天吃的粮食够一个人吃好几天，我们吃的粮都是来自老百姓，负担够重的，你再养几匹马，老乡们能负担得起吗？”有一次，从本溪来一批抗日义勇军加入邓铁梅的自卫军，他们途中从老乡家拉来一些牲口。邓铁梅在欢迎大会上向前来参加自卫军的战士们说：“咱们吃粮靠乡亲们支援，你们把乡亲们的牲口拉来，他们用什么种地·地种不上，拿什么来支援我们抗日·”经过教育，战士们都把牲口送还原主。1932年夏，二道河一带闹粮荒，有很多乡亲已经断炊。在这危急关头，邓铁梅从龙王庙调出5万多公斤粮食运往灾区，解救了灾民的危难。由于他注意军民的团结，和群众的关系好，群众主动地为自卫军送情报、当向导，积极支援自卫军的抗日斗争。同年夏，邓铁梅因事来到游击区一个村子，不料与伪军遭遇。在这危急关头，有一名中年农民主动出来护送他出村。当他们走到村头时，遇上伪军的岗哨进行盘问，那位农民机智沉着地说：“这是我表哥，住在前堡，我送送他。”就这样，邓铁梅才安全脱险。
邓铁梅从抗战的实际需要出发，重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他除招收了300多名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组成学生大队外，还多次举办营、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分别对学生队和干部进行军事技术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邓铁梅对指战员们的战斗素质要求也是十分严格。他为部队提出行动方针：“不怕死，不爱钱，打日寇，除汉奸，要与百姓同甘苦，要为死难同胞报仇冤。”他在行军作战中要求指战员：“不露军情，服从命令，遇敌前进，不要怕死。”他经常向指战员们讲：“人生不就是一个死吗·怕死就不能抗日。”自卫军佩带的臂章上印有六个醒目大字：“不怕死，不爱钱。”鼓舞民众抗日斗志，提高军队战斗力。
同年5月，本溪抗日自卫军黄拱宸率抗日武装加入邓铁梅抗日队伍。这时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部队已达16000多人。部队改编为18个团（包括警卫团、骑兵团、炮兵团）以及第一、第八、第十九3个支队和一个大刀队。任命黄拱宸为左参赞，派参谋长李兆麟为驻北平代表，负责抗日救国会方面的联系。并在尖山窑、三清观、河里寨、龙王庙、黄土坎等地建立了游击据点
日蒋《塘沽协定》签定以后，日军加紧对辽东三角地区民众自卫军的围剿和讨伐。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长板津直纯纠集日伪军进行3次大讨伐。实行“三光政策”和“集家并屯，”给自卫军作战带来一定的困难，作战环境十分艰苦。
1932年春，日伪军疯狂地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民众自卫军一部约600余人被敌人包围在凤城县西部的老平顶山上。空中有敌机，地上有重兵围困。但自卫军全体指战员下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四昼夜。最后绝大部分战士由于敌众我寡和冻饿而壮烈牺牲，只有少部分战士冲出敌人的包围。邓铁梅率领着这支抗日队伍，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使得日寇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将邓铁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也深知要消灭民众自卫军，首先必须降服邓铁梅。于是，便利用邓铁梅昔日好友及旧部多次来信劝降，以高官厚禄进行引诱，但都遭到邓铁梅的拒绝。最后敌人提出与邓铁梅“谈判。”邓铁梅考虑民众自卫军自成立以来，艰苦抗战一年多，需要有个时间休整一下，补充装备，筹集给养，以利再战。便与其他领导人商议，决定将计就计，和敌人周旋一两个回合。他在一次干部秘密会议上说：“让我们先找个阴凉的地方喘口气，搞点-弹药，然后咱们就来一个打渔带杀家。”经过大家详细讨论，决定派出以苗可秀为首的代表团到奉天（今沈阳）与日军“谈判。”但日方无意“谈判，”借故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并说在这不能谈，必须到新京（今长春）去谈。苗可秀提出：你方提出的条件，我无权回答，要解决问题，你方可派代表与我到我们司令部去谈判。于是，日方派出6人前来凤城沙里寨。事后，邓铁梅下令将日方代表全部处决，以表示他抗日的决心。”
1933年4月15日至1934年初，日伪军先后对抗日自卫军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讨伐，自卫军改变战术，灵活应战，待机消灭敌人，并取得局部胜利，由于长期坚持抗战，加上给养不足，操劳过度。1934年5月下旬，邓铁梅因病到岫岩县头道干沟小蔡家沟张家堡张文燮家中养病。不料，在30日深夜，叛徒沈延辅带领6个特务闯进张家，将邓铁梅抓走，由伪军护押到凤城，又秘密押到奉天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以后送进伪陆军监狱。一天，一个日本搜查队长来到邓铁梅的囚室。神态傲慢地向邓铁梅问话，邓铁梅坐在桌旁，低头练字，毫不客气地说：“今天我不舒服，不愿意多说话。”这个日本军官无奈，只好改用谦恭的口气问长问短。邓铁梅只冷冷地与他说了几句。日本军官临走时，递过自己的折扇虚伪地请邓铁梅题字留念。邓铁梅接过折扇，略加思考，便挥笔写下了：“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这一气势磅暗的诗句，使这个日本军官看后恼羞成怒，墨迹未干便溜了出去。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遭到破产，于是便对邓铁梅的肉体进行摧残，企图动摇他的抗日意志。邓铁梅对来探监的亲友一再表示：“我白纸不能划黑道，粉墙不能沾黑点，我决不会投降。事到如今，我活着将与草木同休，死了可与古人并存。我宁愿死，决不贪生。”表现了抗联斗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1934年9月27日晚，关押邓铁梅的伪陆军监狱，从狱吏到门岗，全部换成了全付武装的日本军人。9月28日早五点，时年43岁的抗日将领邓铁梅被日本侵略者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中央对邓铁梅的抗日救国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共中央在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把邓铁梅烈士称为“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1935年11月，中共南满省委把以邓铁梅旧部为基础组建的一支队伍命名为“铁梅支队。”邓铁梅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出之后，天津《大公报》登载了《悼念邓铁梅》一诗。
凤城县人民政府早在建国初就以邓铁梅的名字命名了街道。1987年9月，本溪县人民为永远纪念和缅怀邓铁梅的抗日功绩，在山城子乡修建了邓铁梅纪念碑。
2、何和礼
何和礼，亦作何和里，董鄂氏。明末辽东栋鄂（今属辽宁桓仁）人，出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61年）。何和礼的先世居于东海瓦尔喀（今吉林省浑春），原姓觉罗氏，约于16世纪初迁居于佟佳江（今浑江）中游栋鄂地区，自为一部，称为栋鄂部，并以栋鄂为姓。栋鄂本为地名，其范围相当于今桓仁境内大部分地区。何和礼的祖父克彻，父亲额尔机（一名额勒吉）、兄屯珠鲁，皆任过栋鄂部的部长，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何和礼26岁时，就代替屯珠鲁当上了栋鄂部部长。
栋鄂地处辽东山区，林木茂密，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适宜。栋鄂部族定居此处，除继续狩猎、捕鱼、采集外，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整个部落都处在上升时期，到何和礼任部长时，已成为建州女真诸部中实力最强的一部。
时努尔哈赤已用武力统一了建州女真族大部分地区，他与栋鄂部之间虽然互有争战，但后来双方关系又大为缓和。他知道栋鄂部素强，又知道何和礼所部兵马精壮，雄长一方，因此一心想将栋鄂部招纳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月，努尔哈赤纳海西女真哈达贝勒王台的孙女纳喇氏为妃，欲前往迎取，特邀何和礼率兵扈从，何和礼便亲率30骑侍卫随行。
何和礼素知努尔哈赤乃女真一代枭雄，他在与努尔哈赤的接触和晤谈中，感到努尔哈赤不但具有雄才大略，而且礼贤下士，将来必为英主。努尔哈赤要完成女真各部的统一，进而实现霸业，尤其需要栋鄂部的支持和何和礼这样难得的将才，而何和礼“性宽和，识量宏远”，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扈从之行结束后，努尔哈赤将其请到佛阿拉（今属新宾永陵镇），并以贵宾之礼相待，两人纵论今古，推心置腹，均对女真各部纷争的局面表示担忧，大有相见恨晚的感叹，努尔哈赤趁机向他表露出招纳之意，希望何和礼能与自己合兵一处，共创大业，何和礼慨然应允。何和礼返回栋鄂后，力排众议，毅然率领本部军民万余人马投奔努尔哈赤的驻地佛阿拉城，正式归附努尔哈赤。何和礼及栋鄂部的归附，使努尔哈赤实力陡然大增，如虎添翼，并为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抗明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为了表达对何和礼的恩宠，授予他为一等大臣，特将自己的长女东果格格册封为固伦公主，嫁给何和礼为妻，并为他（她）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东果格格乃努尔哈赤和元妃佟佳氏所生，时年只有11岁，被努尔哈赤视若掌上明珠，足见努尔哈赤对何和礼的器重程度。何和礼与努尔哈赤结亲缘戚，分掌兵权，成为努尔哈赤的亲信之人，人们都称其为“栋鄂额驸（额驸即驸马）、“固伦额驸”。
何和礼本有妻室，亦长于骑射，听说丈夫在外又娶了别的女人，十分愤怒，于是率领留在栋鄂部的人马，杀向佛阿拉城，要与何和礼决战。何和礼听说妻子前来，便率人马出迎，并向妻子说明缘由。可是妻子根本不听丈夫的解释，竟然要以兵戎相见，后经过努尔哈赤的当面劝谕，何和礼的妻子不仅罢兵，而且也归顺了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对何和礼十分器重，处理军政大事，首先密议于何和礼，然后再付诸实施。何和礼由于办事认真，深谋远虑，很少有失误之时，因此努尔哈赤嘱其不离左右以议军机。为了让何和礼随时可面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特命在赫图阿拉城内北城城墙外的高埠台地上，为何和礼营造了额驸府。额驸府在通向内城墙之外设有小门，可直入城内，而且额驸府的选址又紧临努尔哈赤的汗宫大街门和后宫。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努尔哈赤初定旗制，何和礼率所部隶红旗，并任本旗总管大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努尔哈赤派长子褚英、侄阿敏率5000兵马征讨乌拉，何和礼率部随征，破敌有功，特别是在宜罕阿麟（今吉林市）之战中，建州兵马大败乌拉兵，斩杀千人，获甲300副，最后攻克了宜罕阿麟城。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二月，何和礼奉努尔哈赤之命，与额亦都、扈尔汉率2000兵马，远征东海女真渥集部的虎儿哈路，进围扎库塔城，将该包围后，何和礼等人采取先礼后兵策略，对城中军民进行招降，受到拒绝。三日后，何和礼等人指挥建州兵马采取强攻，最后攻破该城，共斩杀一千余人，俘获两千余人。扎库塔城被攻下后，周围各路慑于建州兵马的威势，纷纷投降归顺，何和礼命他们的首领土勒伸、额勒伸带领其民众500户，随军来到赫图阿拉。这次远征全胜而归，使建州女真统属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
何和礼对努尔哈赤忠心耿耿，多次参加对女真各部的征战，极受信任，却受到褚英的欺凌，褚英为努尔哈赤长子，何和礼的内弟，受封广略贝勒，并一度代理政务。但他心胸狭窄，特别忌恨几位弟弟和五大臣，并放言说，如果弟弟和五位大臣不听他的话，将来就要被杀掉。何和礼便与各位大臣写一份受苦情况，呈送努尔哈赤，结果褚英受到努尔哈赤的斥责和疏远，最后将其处死。
何和礼自从率兵远征东海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便决定让何和礼辅助自己处理事务，“以使定夺决断，不遣处出”。当乌拉部长布占泰违背誓言，意欲与叶赫等部联盟时，何和礼力主出兵乌拉部，并提出了请努尔哈赤亲自督率建州兵马征伐，在何和礼的建议下，努尔哈赤率何和礼等众将和3万大军亲征乌拉部。建州兵马连克乌拉河东孙孔泰、郭多、俄漠三城，向乌拉城逼近。在建州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努尔哈赤对布占泰犹存招顺的希望，等待着他能悛悔归降，令其改过，然后撤军。布占泰一面派使者向努尔哈赤请罪，一面又亲率3万乌拉兵马前来抵御，全部步行列阵。这时，何和礼与众将坚请出战：“我军远道征伐，利于速战速决，只是担心乌拉不出兵罢了。现在他们既然列阵以待，我军可利用这平原旷野，一鼓作气将其擒杀。如果错过了这个歼敌的机会，那么我军厉兵秣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何和礼等诸将的要求下，努尔哈赤方命将士舍骑步战。何和礼随努尔哈赤身先士卒，冲向敌阵。一时间，矢如风发电落，声似狂飙雷鸣。建州兵鼓勇奋击，乌拉兵亦拼死力敌。经过激烈搏杀，乌拉兵马遭到重创，死伤十之六七，抛戈弃甲，尸横遍地，余皆溃散，建州兵马乘势攻下乌拉城。布占泰见大势已去，只身逃往叶赫。征讨乌拉之役，建州兵“破敌三万，斩杀万人，获甲七千副”，乌拉从此灭亡。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满洲八旗制度，何和礼及所部被编入正红旗，隶属于努尔哈赤次子、正红旗旗主贝勒代善。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称法，改元天命，设置议政五大臣，同听国政，何和礼、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和扈尔汉位列其中。凡军国大事，先由五大臣拿出处理意见，再交四大贝勒复核，最后由努尔哈赤发布实施。他们“秉克公诚，厉精图治”，这就是著名的后金议政五大臣。
天命四年（1619年），何和礼率部参加了著名的萨尔浒大战。此次战役，明廷以杨镐为经略，调集10万兵马，号称47万，共分四路，分进合击，会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应变策略，集中优势兵力，给明军以毁灭性打击。在萨尔浒大战中，何和礼及所部兵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史料称“萨尔浒之役，率败明师者，皆公（指何和礼）之力也。”因为何和礼在此次大战中，协助努尔哈赤运筹帷幄，使后金全歼明朝三路兵马（一路逃走）。而且在后金兵马中，原栋鄂部子弟居多，特别是在东线战场上，栋鄂部兵马利用地利条件，伐木设障，坚壁清野，并以小股兵马袭扰，致使东路明军主将刘铤所率领的明军和朝鲜联军行军迟缓，延搁数日，为后金主力调集东线，全歼东路明朝和朝鲜联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兵马接连攻克沈阳、辽阳，“何和礼皆在行间”。据《满文老档》记载，此时的何和礼辖有浑河音格5个牛录，博尔辉5个牛录，雅尔瑚、苏完8个牛录。粗略估算，当有5400名军士。后金攻下沈阳、辽阳二城后，何和礼又以战功被授予世职三等总兵官。
何和礼追随努尔哈赤征战36年，励精图治，推诚宣力，勤劳政事，深为努尔哈赤所倚重。努尔哈赤比何和礼年长两岁，两人不仅有君臣之礼和翁婿之亲，更有着兄弟般的手足之情。天命九年（1624年）八月，何和礼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官署之中，享年64岁。何和礼去逝时，五大臣中的其他四位已病故在先，仅何和礼尚参与后金的军机大事。努尔哈赤为失去何和礼这样的忠勇大臣而惋惜不已，以致痛苦失声道：“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而又十分友好的诸位大臣都已不在人世了，上天为什么不让他们留下一位给我送终呢？“对何和礼等五位大臣的感情和爱惜之情，由此可见。
何和礼作为清王朝的开国元勋，死后亦受到很高礼遇。清太宗时，追封何和礼为三等子。顺治十一年（1654年），追谥何和礼为“温顺“，并勒石记功。内有“追述往事，轸念前勋”，称赞何和礼“乃能益励忠诚，封疆攸赖，始终尽瘁克襄王室”。雍正八年（1729年），加封号“勇勤”。
1、郭守真
郭守真 字致虚，号静阳子。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9月29日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定远村。
1630年（明崇祯三年），24岁的郭守真由江南游历到辽东，见九顶铁刹山群峰崛起，峭拔雄奇，古柏参天。山上云光洞中，内藏天然石龙、石虎、石白菜等八宝，天成地造，栩栩如生。面对古刹仙山洞府，心中无比快慰，便决定隐居此山，潜心修行。
郭守真在云光洞苦苦修行17年，开始时尊崇儒学和佛教，后来专心致志地钻研黄老之学，虽然竭心尽力，却一直未能窥见到道教的真正源头，不觉长叹道：“没有师父的教导就不能脱离法世成道，这话实在呀!”于是决定下山访道。自1647年（清顺治四年）开始，历经两年多时间，足迹遍布关内的名山大川，于1649年（清顺治六年）到山东省即墨县马鞍山聚仙宫，拜谒李常明。
李常明是道教龙门派第七代弟子，号紫气真人，曾为明万历年间进士，学识渊博，道法高深。尤其精通药理，善于因病施药，而且服用他所配制的药效果特别明显，常常是药到病除。时人对他的医术十分敬佩，以致越传越神，说他用泥搓成的药丸可以治愈百病，因而被称为“泥丸道人。”
郭守真拜谒李常明，“晤谈之余，心源契合，”便向李常明表达拜师学道的愿望。李常明为考察郭守真的诚意和悟性，出了许多难题来测试他。见他谈吐不凡，谦恭有度，学道决心十分坚定，颇感欣慰。心想郭守真数年修道，不畏艰辛，行程逾万里，是可造之人，将来必能将龙门派道统发扬光大。便决定收度郭守真为道教龙门派第八代弟子，并举行了正式的拜师仪式。
李常明先后收徒14人，皆在聚仙宫修道。他对弟子要求极严。他见郭守真对师傅的服待更加慎重小心，学道十分用功，便把学道的决窍传授给他，并告诫他说：“修道不能逾越等级，一定要专一，严格地守持戒律以达到再没有可以戒的，再在心里默念真诀，那么，登上仙道便没什么问题了。”由于为师悉心传授，郭守真潜心参悟，因此所学日渐精进，“一言印证，全体通明。觉前此千经妙谛，滴滴归源；视后来一切众生，人人可度。”
郭守真后有《遇师》一诗，表达了他师从紫气真人学道的感受：“隔断红尘别有天，磨穿铁杵己多年。猛然打破无缝塔，偶尔栽成出火莲。运起坎离天上月，佩来卯酉水中眠。雪深无尽寒梅放，荷我仙师指道渊。”想当年自己隐逸辽东十数载，虽有修道的恒心，但因无师指点，纵然磨穿铁杵，依旧如山-复，难得真谛，以致于“披星跋涉过千日，沐雨崎岖历百回。”如今得恩师亲传，恰如打破无缝之塔，柳暗花明，心胸豁然开朗，因此对恩师的教诲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
郭守真在马鞍山聚仙宫苦修两年后，拜别师傅李常明，1651年（清顺治八年）到北京白云观，拜谒师伯昆阳子王常月，请求在此继续受戒。王常月先于华山修道，后在北京白云观演戒三坛，著有《龙门心法》等经书，也是道教龙门派的集大成者。白云观及道教一大丛林，名山荟萃，香火极盛。郭守真在此间受戒修道更加虔诚，龙门派经典、教义、戒律等无不烂熟于胸，又得师伯真传，学识和修为日益升华。有《受戒》一诗，记述了他在白云观受戒的情形和感悟：“玄宗仪范最称雄，计许仙人跨鹤冲。恭遇天开金碧阙，仰攀畿近白云宫。皇皇玉籍输春圃，湛湛天香霈太空。独我服膺和海众，任他南北与西东。”
在北京白云观受戒0后，郭守真又回到九顶铁刹山，继续坚守戒律，净心修行。据《九顶铁刹山志》记载：“郭守真复归铁刹山云光洞，前后判若两人，此番修道益发精诚，饥餐松子，渴饮洞内天然泉水，久则不饥不渴，余阳殆尽，怡然乾健，温养而神通大化，涵虚以妙证金身。”他在此时的修为，己达到了龙门派创始人长春子邱处机所说的“心即是道，道即是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的境界。因他又懂得吐纳功夫，兼通医理，身体十分康健，行走如飞，足迹遍布本山各处，得意时便吟诗作词以自乐。
为弘杨龙门派道统，郭守真在八宝云洞下建成三清观，正殿供奉玉皇大帝塑像，东殿供奉真武铜像，西殿供奉三官大帝铜像三尊。又在本山修道十年，才开始正式“延徒受戒，大兴教法。”按全真教龙门派始祖邱处机留下的“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中的太子字辈序，收徒传道。从清顺治末年到清康熙初年，郭守真在九顶铁刹山云光洞收徒8人，分别为：山东蓬莱人王太祥，山东掖县人王太兴，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高太悟，直隶改榆（今属河北省）人刘太琳，山东津县人赵太源、傅太元，山东海阳人沈太宗，盛京辽阳满洲正白旗人砥太庸。郭守真见本山道事已具规模，香火兴旺，心中深感快慰。
1663年（清康熙二年），盛京（今沈阳）大旱，时任盛京将军的乌库礼为解除旱情，命各州县张榜布告，召请各方高士前往盛京祈雨。郭守真得知此事，认为济世爱民及道家之本，赴盛京祈雨正是弘扬龙门道统的良机。于是命王太兴、高太悟、傅太元3大弟子住在铁刹山，自己亲率刘太琳等五弟子前往盛京祈雨。到盛京后，即设坛布法，乌库礼将军亲临法坛，盛京百姓纷纷前来围观，半信半疑。事有巧合，设坛祈雨期间，盛京果然普隆喜雨，旱情已除。全城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对郭守真师徒感恩戴德，将其奉为神明。
乌库礼将军曾为清军骁将，战功卓著，赴任盛京将军3年，颇有政声。今见郭守真祈雨成功，造福一方百姓，特将郭守真师徒请到将军府晤谈，得知郭守真及师承龙门正统，堪为当世奇人，不由得大为敬服，将师徒一行留住城中，待为上宾。郭守真见乌库礼将军以诚相待，立即提出要在盛京传经布道的想法。乌库礼将军满口应允，并拨出专款，在盛京城外西北角玄武湖处，排水筑基，建起一座三教堂（今太清宫)，在三教堂后面盖起三列高阁，供奉玉皇大帝神像，又在阁的两旁，各建起一处房子贮藏道经。将三教堂作为铁刹山三清观的下院，迎请郭守真师徒在这里居住。乌库礼将军与盛京官吏对郭守真执以师礼，将军本人公务之余也来听郭守真宣讲道经，2人成为至交。
郭守真自任三教堂监院之后，又收度6名弟子，这6名弟子是：直隶昌黎（今属河北省）人秦太玉，山东文登人高太护，奉天承德人（今河北省）吕太普，河南祥符人刘太华，以及盛京辽阳人刘太应、刘太静。因师傅紫气真人收徒14人，所以郭守真前后也只收14人。
自盛京祈雨到三教堂建立，郭守真及龙门派道教声名大振，远近前来参谒的人络绎不绝。据《太清宫特建世系承志碑》载：“姑无论请见为何如人，苟其洁己以进，莫不覆以慈云，施以化雨。”
郭守真见局面已经打开，人心向善，便谋求向外发展，命弟子刘太静、高太护、吕太普辅助自己在盛京三教堂传道；命弟子王太兴、高太悟、傅太元住持铁刹山云光洞；命弟子刘太琳、王太祥等人分赴千山、医巫闾山及吉林、黑龙江等地建庙布道。其中刘太琳、王太祥在千山创修无量观，医巫闾山的海参云观、圣清宫、圆通观等皆刘太琳传人创修布道，黑龙江绥化、庆城、吉-伦等地宫观则是王太兴传人所创修。至此，全真道教龙门派弟子遍布东北地区，九顶铁刹山成为东北道教的发祥地。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三教堂获康熙皇帝御赐一藏道经，这时，郭守真虽己年届八旬，却是鹤发童颜，道骨仙风，并亲自讲演经典，“有叩必应，事去则静，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殆不过，”这便是东北道教兴盛的写照。
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郭守真己是九旬高龄，功德修为已达到极高的境界，便决定闭关，不问教务。他将刘太静、高太护、吕太普诸弟子召集一起，对他们说：“我把正宗的道法传给你们，你们千万不要让它断绝。”遂将三教堂道事向弟子们交待清楚，然后闭关，垂帘息功12年，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9月25日盘膝端坐羽化，享年102岁。众弟子将他鞋杖埋在三教堂的后院，次年又为他建塔立祠，追尊他为“致虚守静郭大真人。”
郭守真文学功底深厚，仅《九顶铁刹山志》就载录其诗8首。其《绝尘慨咏》一诗道：“可怜世事乱离秋，几许衣冠水上沤。驿马惊传山北向，铜驼行见水东流。劫余沧海成泡影，梦里乾坤不系舟。敢效巢由高洗耳，聊从赤石且遨游。”其《自隐偶题》一诗道：“高隐辽东古铁山，万缘放下一身闲。渔樵混迹参真趣，鸡犬无声绝妄攀。一我之中忘化我，无颜寓内炼童颜。静中探到真源处，拈把清风作紫关。”又有《乐道》一诗道：“吾家至乐乐陶陶，淡荡青玄透九皋。来往纵横恒自在，幽明上下任游遨。千秋道脉传三事，万里天梯杖一毫。此是道人真乐处，江心明月展云袍。”
郭守真自24岁出家辽东，一生学道、修道、悟道、传道近80载，终于使九顶铁刹山名扬四海，使三教堂（太清宫）为道教一方丛林。龙门派第八代弟子中，以郭守真成就最大。后人重修三教堂石塔，并铭文赞曰：“龙门八代，唯公独尊；千年道派，由此渊源；神游八极，玄范常存；德同天地，塔砌云根。”后人有诗赞道：“脱却儒冠世虑册，宏门开教度雄关。龙堆马邑栖何处，沈水辽云卜此间。香火有缘徒众集，药炉无恙洞天环。丹成骑鹤朝金阙，仙迹长留铁刹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