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凌晨，奉系军阀首领、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乘坐专列自北京返回奉天途中，在距离沈阳站仅1.5公里处的皇姑屯车站三孔桥下被炸身亡，也由此改变了东北局势的走向和日本侵华的节奏，策划这一事件的主谋就是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作，军衔大佐。那么，这个侵华急先锋的结局和下场又是什么呢？
张作霖逃回奉天老窝，本来是为了躲避前面的北伐军，不想被后面的日本人给做掉了。但这一行动既非日本政府指使，也非日本军部指挥，完全是关东军部分激进分子的自作主张，首谋河本大作大佐当然，也争取到了时任关东军司令村冈的默许，毕竟炸掉慈禧花车需要动用装备支撑和部队警戒。可是张大帅虽然身死，东北却没有出现关东军所希望出现的混乱局面，事情变得尴尬了。
河本大作毕业于日本陆士第15期，以大坂第四师团一个小队长的身份参加国日俄战争，1911年考入陆军大学第26期，在校期间伙同多田骏（后华北方面军司令）、矶谷廉介（台儿庄战役的第十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诺门坎战役后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日本投降时的关东军司令）等一批著名的战犯组织了昭和军阀的团伙“大陆会”，这名字一听就是奔着侵略东北去的，也由此可见河本的思想倾向。到1919年又加入了另外一个团伙“二夕会”，增加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菀尔和花谷正等人，而这几个货都是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
1926年河本由国内的步兵联队长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期间张作霖对日本“出尔反尔”的套路让河本怒火中烧，坚决认为需要更换符合日本利益的代理人，不过张作霖手握重兵，想搞掉他谈何容易，于是河本把暗杀张作霖视为最佳解决办法。他判断一旦张作霖身死，东北军将群龙无首，东北局势一片混乱，那么无论是更换代理人还是关东军直接解除奉军武装，都将易如反掌，1928年6月4日，河本指挥工兵（起爆）和步兵（警戒），在皇姑屯附近“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汇点准确爆破了张作霖所在车厢，安国军大元帅重伤而死。
当时的张作霖，名义上那是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就这样被炸死自然引发舆论大哗，日本政府非常狼狈，在野党也趁机起哄要求追查责任，裕仁天皇也被惊动，特别召见首相田中问责，田中上奏乃是关东军部分人员所为，并表示将追查责任人；结果当内阁责成军部处理时，昭和军阀集体维护河本大作和关东军，坚不承认炸死张作霖是日本军队所为，田中首相只好再次上奏，称全面的结论是错误的。
裕仁火了：玩哪，你这个老头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于是失去信任的田中内阁总辞职。
岂料张学良迅速稳定了东北局势，日本人只能设法善后，一是平息国际国内舆论，二是给天皇一个交代，日本军部只好勒令关东军作出解释，于是河本很“义气”地个人承担全部责任退出现役，从而保护了关东军和司令官村冈，河本在转为预备役之前推荐的接班人选是板垣征四郎，真是蛇鼠一窝。河本虽然不能再穿军装，但是却成为昭和军阀集团内部的英雄，在一批日军将领的提携下，走上了另外一条侵略中国的道路，即出任经济职务为关东军筹集发动事变的资金，还曾经劝降著名汉奸于芷山，出任“满铁”理事等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河本受驻太原第一军司令筱冢义男之邀，又去山西担任了侵华日军所办的“山西产业会社”社长，疯狂掠夺山西的煤炭资源，同时也是华北日军的帮凶，手下的“工警队”曾经参与日军的扫荡作战，被日军内部称为“山西帝王”。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本继续赖在中国不走，在阎锡山的庇护下既帮助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又梦想有朝一日重温旧梦，当时被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军人和政客为数不少，甚至编成了一个全部是日本兵的“第十总队”。
瞧这名字“大作”，不作死就不会死，1949年4月太原解放，滞留的老牌特务河本大作被解放军逮捕，仍然死不认罪，1953年这个73岁的老家伙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大约是张作霖感到孤单，找他喝茶去了。
